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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中國航天事業創建前后的故事

發布時間:2016-10-08 22:34   瀏覽 9290 次

1955年10月1日,新中國6周歲生日當天早上,在美國生活了20年的錢學森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很難知道于美國而言,這位獲得了巨大成就,卻也受到了不公平對待的重量級優秀科學家的離開,到底意味著多大損失,但我們很清楚的是,此后幾十年,錢學森迅速成為了中國航天事業靈魂式的人物。從一定意義上說,如果沒有錢學森的回歸,中國航天事業的發展至少要緩慢很多。

錢學森的回國,只是建國初期諸多科學家回歸祖國的一個典型實例。在1954年4月至7月召開的日內瓦國際會議上,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總理瞅準時機,開始準備與美國談判關于一批中國科學家和留學生回國的問題,錢學森屬于其中之一。兩個月后,參會的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副國務卿約翰遜進行了初步商談。談判過程并不順利,但是為了能讓漂居海外的知識分子們回國,黨和國家領導人做了很大努力。經過兩個月的艱難交涉后,終于迎回了一批在外多年的科學界重要人士,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航空航天方面的專業人才。

躊躇滿志的錢學森回國后,在廣州、上海、北京和東北等地經歷了一番考察,發現剛剛成立不久的新中國正處于百廢待興的局面下,大多高科技工業毫無基礎,尤其是航空航天這樣特殊的領域,更是一片空白。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他難免會對自己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否做出成績而產生擔憂。但是,現實如此,也只能甩開膀子借助現有條件,想盡辦法,竭盡全力去為這個國家的發展出力。

我們都知道,無論哪個國家,航天工業的起步首先都是從軍事和航空工業開始的,中國也不例外。據一些資料說,當錢學森于1955年底在東北參觀考察時,時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的陳賡等人問他,中國能否發展導彈事業,錢學森非常堅定地說,這是必然的事情。面對當時的現狀,不知道科學家是為了鼓舞軍心,還是對自己的實力充滿信心,抑或真的認為只有想不到而沒有做不到的事情,總之錢學森的話讓那些從戰場上歷經生死錘煉出來的高級軍官們信心大增。

當周恩來得到這個消息后,當即鼓勵錢學森,讓他把自己的想法寫成文件,提交中央政府討論。1956年2月17日,一份名為《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的文件到了中央領導的辦公桌上。這份篇幅并不算長的意見書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視,經過在政治局、書記處和軍委會議上多次討論后,最后得到了中央首肯和大力支持。

3月14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重要會議,聽取了錢學森的詳細匯報。會議最后決定,按照錢學森在《意見》里提出的建議,由周恩來、聶榮臻和錢學森等人籌備組建航空工業委員會,來領導和組織中國導彈航空工業的科研工作。

錢學森在《意見》中分析了當時中國在航空工業方面的現狀:“我國現在航空工業是十分薄弱的,我們在最近才從飛機修理階段轉入飛機生產階段,有了飛機工廠和噴射式推進機廠,但是這兩個工廠現在完全依靠蘇聯供給的圖紙,自己還不能夠設計新型飛機,更不能做出為設計用的工程及科學資料。至于飛彈火箭,我們是完全沒有。說到航空用的材料,我們的情況也是一樣的薄弱,現在只有一個年產20000噸的鋁廠,我們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屬還是要由國外進口。電子器材廠也是正在開始,還不能完全生產各種類型的零件。至于航空研究,我們只有些主要地為教學用的風洞及其他實驗設備。我們還沒有專為研究用的設備,更沒有大型為設計研究用的設備。所以可以說,我們完全沒有航空研究可言。人力呢?我們也是很薄弱。以整個力學來說,估計全國有180人從事力學教學;力學研究的高級干部,中間最有能力的,能做領導工作的只30人左右。力學人才只是航空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顯然,按照錢學森在《意見》中的分析,中國當時無論在基礎、軟件、硬件和人才上都非常缺乏。也正因為這樣,著手發展這項特殊的事業就顯得更加迫切而重要了。

同樣是在這個月,國家在整個科學技術范圍內開始了動作頻頻的頂層設計。國務院精心布局,以中國科學院各個學部為基礎,聯合國家計劃委員會,成立了一個科學規劃小組。雖然稱之為小組,但是檔次、規模、實力和重要性都不可小覷,它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個科技領域的600多位科學家,按照“重點發展,迎頭趕上”的方針和“以任務為經,以學科為緯,以任務帶學科”的原則,拉開長線,準備打一場亙古未有的硬仗。到了6月,小組編制出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也就是新中國科學發展史上著名的《十二年規劃》。

“綱要”中涉及航天的內容被規劃在了“新技術”內,是這樣寫的:“噴氣飛機和火箭是現代飛行器械技術中的最高成就。這種技術的掌握和發展對于增強我國國防有很大的意義。噴氣飛機的速度可以達到超過聲音傳播的速度,飛行高度可以高達兩萬公尺,可發展為高速交通工具。火箭的速度更高,可以達到更遠的高空,以至可以作為星際交通的工具。由于火箭是利用復雜的自動控制系統來控制飛行的路線的,因此,在國防上可以達到超越遠距離瞄準的要求,它同時也是近代空防的利器。這兩種超高速度的飛行器械在現代科學技術發展中是突出的高峰之一,掌握它、運用它和繼續發展它必須要付出很大努力。”

從這段話來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各國重要的高科技事業之一的“航天”,在當時還沒有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方向或領域,“綱要”中提到的與“航天”直接相關的內容很少,只是涉及了動力系統的火箭,而且與航空混淆在一起來說明,考慮的角度也只集中在國防上。其實,在當時似乎連“航天”這個詞都還沒有出現,更不要說專門研究了——據葉永烈在著作《錢學森傳》中所說,錢學森曾經明確講過,“航天”是他首創出來的詞語。至于錢老創造“航天”一詞的確切年份,筆者翻閱了一些文獻,其中的說法很多,但并沒有非常肯定而確切的記載。

此時,不光是中國,就連幾年后開始迅速發展載人航天的美國和蘇聯,在航天探索上也只是處于一邊摸索一邊研制的初步階段,也只有運載火箭技術在五十年代發展比較迅速。在此之前,美、蘇、德等國對火箭技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軍事方面,與導彈技術緊緊聯系在一起。直到一年多后,蘇聯才利用火箭向太空發射了人類歷史上的首顆人造衛星。

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業委員會正式成立,主管科學技術工作的副總理聶榮臻擔任主任,負責總體領導工作;黃克誠和趙爾陸擔任副主任;錢學森受命為委員。中國終于有了導彈、火箭、航空、航天研究的領導機構。經過近一個月磨合與思索后,聶榮臻于5月10日向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提出了《關于建立中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建議成立一個專門研究導彈和火箭的管理與科研機構。半個月后,就像當初討論錢學森的意見時一樣,周恩來主持會議對這個“意見”也開展了深入的討論,并且確定讓航空工業委員會具體負責做這件事情。

7月,導彈管理局(國防部第五局)成立,錢學森被任命為第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10月8日,在位于北京西郊一所醫院的小禮堂里,聶榮臻又向一群躊躇滿志的中青年宣布,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再次受命出任第一任院長。頓時群情激昂,雷鳴般的掌聲響徹了禮堂……雖然誰都不清楚該怎么去做,但是所有人都對這項偉大的事情充滿了期待與信心,一項轟轟烈烈的高科技研究工作正式開始了。

只是,這項說起來非常高大上的事業,具備的條件實在有限,就連辦公地方都是由舊醫院和養老院改造而來的,而最讓院長錢學森焦心的是人才的匱乏。第五研究院成立之初,共設立了10個研究室,滿打滿算一共也就兩三百人,而且絕大多數都是剛剛畢業轉投過來的學生和只有中學文化程度的工人。作為唯一一位火箭專家,錢學森只能先從培養人才做起,他曾經在發表于《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當前(指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初期)最緊迫的問題是教學,而不是馬上進行獨立性研究。”

第二年3月,國務院把國防部第五局并入第五研究院,優化了領導和管理工作。11月6日,第五研究院又成立了兩個分院,一分院負責導彈總體研究,也正是如今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的前身,錢學森兼任一分院院長;二分院負責火箭發動機與控制導引系統的研究,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長王諍兼任二分院院長;后來又相繼于1961年9月成立了第三分院,1964年1月在四川瀘州成立了專門負責火箭發動機的第四分院。至此,在中國航天史上存在了8年的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完成了四大分院的設立。

1957年10月4日,正當中國未來的航天精英們跟著錢學森等人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踏踏實實地學習,認認真真地琢磨空氣動力學知識時,整個人類的太空探索事業忽然翻開了一個新篇章。這一天,蘇聯在位于哈薩克斯坦的拜科努爾發射場,利用一枚由洲際導彈改裝的空間運載火箭,把“斯普特尼克”1號人造衛星送入了太空。沒過多久,這一開創了人類航天新紀元的重磅消息就傳遍了整個地球。要知道,就在4年前,當蘇聯人在日內瓦世界和平大會上宣布“實現人造地球衛星是完全可能的”這一消息時,并沒有引起人們太大的注意,至少沒有被大家公認為是一件值得認真對待的大事。或者,也只是引起了美國部分軍方人士和科學家的注意吧,因為就在第二年,美國也對外宣布過一次,要在兩三年內向太空發射一枚人造衛星。不過,美國首顆人造衛星的上天之路并沒有那么平坦,它在經歷了一次失敗后,才在1958年1月底被送上軌道,而此時蘇聯已經又于1957年11月初向太空發射了一顆衛星,而且還搭載了一條名叫“萊卡”的小狗——這是蘇聯利用動物嘗試載人航天試驗的第一個動作。只可惜,因為缺乏回收技術,英雄萊卡只能命殞太空。美國和蘇聯這兩個世界上最具實力的國家,開始在航天道路上奔跑起來。

實際上在蘇聯發射衛星之前幾個月,中國就專門組織代表團,去蘇聯談判過與導彈相關的事情,錢學森就是代表團成員之一。到了10月15日,蘇聯成功發射人造衛星的興奮勁頭還沒過去,就與中國簽訂了一項協議,其中提到要幫助中國培訓火箭研究領域的高科技人才。此后,蘇聯的確接收了更多的中國留學生,前往俄羅斯學習火箭技術。客觀地說,在那個特殊的歷史時期,蘇聯的那些有條件的支持對中國航天的起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伴隨著兩聲刺耳的鳴笛,一列來自蘇聯的神秘火車開進了北京城,車上拉著100名左右的火箭專家和技術人才,以及兩顆代表“特殊友誼”的導彈。蘇聯人毫不隱晦地表達了這兩顆導彈的意義:據說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以火箭故鄉統治者的身份,曾向俄國沙皇贈送了兩箱古代火箭,現如今蘇聯用兩顆現代導彈來回贈中國曾經的慷慨。在這個跨越了幾百年的互贈活動中,歷史并沒能重演,當中國航天事業的初創者們聽到這個故事時,心里該有多五味雜陳。

蘇聯導彈抵達北京后,很快就被送到了第五研究院。不管怎樣,中國最初這一批稚嫩的航天科技工作者們,首次接觸到了正兒八經的火箭系統。自此,中國航天的火箭研發工作開始走向實干道路。

蘇聯衛星的發射,不光震驚了世界,也鼓舞了中國。在國內的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現了與火箭研究和衛星發射相關的學術活動;活躍在各大院所和科研機構的相關科學界人士也蠢蠢欲動。1958年1月,錢學森、趙九章等科學大腕向國家提出建議,希望能盡早開展衛星工程的研制工作。5月,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召開,毛澤東在17日下午的會議上,用他那富有感染力和號召力的湖南腔高瞻遠矚地提出:“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要搞就搞得大一點。”這個魄力十足又勢在必行的提議得到了很多與會者的贊同。事情自然要落到聶榮臻的頭上,周恩來很快就授意他召集專家們擬定了人造衛星發展計劃(代號“581”)。但是,因為當時國力所限,再加上思想并沒形成統一,所以人造衛星計劃也沒有立即實施起來,不過那句“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豪言壯語卻被很多人牢牢地記在了心里。

1961年4月12日,蘇聯航天員加加林乘坐“東方”1號宇宙飛船飛上太空,直接把人類載人航天事業的發展拉向了一個新的高度;時隔不到一個月,美國航天員艾倫·謝潑德也搭乘“自由7號”飛船進入了太空。蘇美這兩次亙古未有的航天事件,比三年半前蘇聯發射首顆人造衛星帶給世界人民的震撼更大更強更猛烈,對國內的影響也可想而知。6月3日,中國科學院組織召開了“星際航行座談會”,開始積極關注和研究載人航天科技。

1963年1月,中國科學院成立了一個特殊的機構——星際航行委員會。從對它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完全與航天事業緊緊結合在一起的組織。委員會的成員要么是時任中國科學院重要職務的領導,要么是科學界各領域的科學家,包括竺可楨、裴麗生、錢學森、趙九章等。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研究并制定未來太空飛行的長遠計劃。另外,其他一些與航天有關的小型組織也在各機構成立,比如蔡翹和馮德培領導的高空探測研究小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設立的宇宙醫學專業小組、軍事醫學科學院軍事勞動生理所(后更名為航空宇宙醫學研究所)組建的宇宙醫學研究組,以及由后兩家單位在后來共同成立的航空宇宙醫學學會籌備小組等等。從中可以看出,與航天員緊密相關的航天醫學工程也在此時開始了起步研究。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一項重要決議,要在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大分院的基礎上,成立第七機械工業部(簡稱七機部)。國家空間運載火箭的研發、設計與生產,都屬于七機部統一管理下開展的重要項目。1965年1月,七機部正式成立。從第五研究院到七機部的轉變,不僅僅是機構重新調整或者規劃的過程,更是中國航天的研究與發展進入一個全新階段的最基本體現。

來源:太空夢想微信公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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